商车费改远非奖惩机制上的加减乘除

7月1日起，商车费改试点在全国推广。根据前期试点经验，费率市场化改革使商业车险定价能力有效提升，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风险识别力、风险成本情况和风险定价能力，对不同风险水平的机动车和驾驶人厘定不同的商业车险费率，迈出了自主定价、市场化定价的第一步。

这一步迈得并不易。比如，根据地区特色，同一家公司由于所在地区不同，其商车费改方案也必须量身定制。在上海，其费改方案在全国方案的基础上，引入交通违法浮动因子。上一年没有交通违法记录的驾驶人，商业车险费率下浮10%；上一年有交通违法的，则上浮5%~10%；在江苏，商业车险费率可以下浮10%，但根据违法类型不同，最高也可上浮至50%；在北京，增加对连续4年、5年未出险驾驶人的优惠，也对上一年发生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、10次和10次以上赔款驾驶人增加惩罚机制……显然，对于各大险企而言，赏罚分明的车险定价机制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。

最先面临挑战的，是险企开疆拓土的手段。

在旧的费率体系下，整个财险市场的经营策略和竞争方式非常单一，“价格战”往往是各家险企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。特别是随着商车费改在全国试点，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，部分中小公司不惜提升手续费，在车商以及代理渠道争夺业务。大打“价格战”尽管在短期内抢占市场，但最终结果只能是赔本赚吆喝。不久前，六家险企分公司就因实际综合成本率与预期值发生严重偏离，被保监会叫停使用商车费改条款。事实上，商车费改后，险企承担的风险责任进一步扩大，其偿付能力充足率是监管重点。偿付能力不足的险企终将浮出水面，面临暂停业务的处罚。

因此，在新的费率体系下，险企的经营策略将会发生明显变化。

在基础能力建设上，险企对综合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将投入更多精力。在旧条款和费率体系下，由于保险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，险企将所有的精力和工作重点都放到了业务拓展上面，很多基础性工作都被忽视，从而造成了承保质量较差、客户信息真实性不够、续保率偏低等问题。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广泛的数据收集、积累和分析进行解决。而商车费改后，由于保费计算方式的变化，定价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到险企的“生死存亡”。因此，各险企都会对自己以往承保数据进行大量的分析，找出主要风险管控识别点。比如，哪几类车型、哪几类险种赔付成本较高，哪几类投保人群出险率高等，并充分考虑投保人的个人因素、投保车辆因素等，对风险管控维度进行细化，并制定差异化的风险管控和定价策略。

另外，随着创新技术逐步介入，险企在差异化服务方面也将付出更多心血。随着商车费改试点不断推广，险企的服务范围和销售渠道范围也进一步拓宽，仅依靠现有的直销、车商、经代等渠道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竞争，创新的服务模式逐渐成为各家险企的竞争特色。

改变已经在行业内悄然进行，越来越多的险企开始借助大数据，用车主驾驶行为指标来给产品定价。比如，安盛天平推出“好司机省更多”战略，具有“安全、责任、爱心”的好司机将获得“省钱、省时、省心”的服务；众安保险的保骉车险也将通过车载自动诊断系统(OBD)收集车主信息、根据大数据筛选出驾驶习惯好的车主，向他们推送洗车、养车、用车等车生活增值权益，鼓励用户提升信用和驾驶习惯；安邦保险基于驾驶行为的保险产品正处于研发阶段，并针对消费者理赔痛点推出了服务速度快、渗透率高的微信理赔、APP理赔，用以完善客户服务标准，提高服务的针对性，满足消费者多层次、多样化的保险需求……

可见，商车费改远不止是奖惩机制上的加减乘除，对险企的“前端”和“后端”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“前端”产品定价能力和附加费用率直接影响了保费价格；在“后端”由于保险责任的扩大和车辆损失险代位追偿权力的完善，对理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险企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，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，就必须从自身经营管理下手。

按照商车费改的预期目标，各大险企将通过主动调整竞争策略，细化风险分类，提高风险管控能力，创新服务方式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，在更好地服务客户需求、服务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使车险市场价格更透明，竞争更公平，并以此促进整个保险行业健康、蓬勃发展。（金融时报）